索绪尔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也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索绪尔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及所占有的许多古代和近代第一手的语言文字资料，对近百年来欧美各国语言学界所涉及的各种语言学原理、研究方法予以总结并发表独到的见解[1]。
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
索绪尔认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面临两条分岔路。“语言学的唯一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2]。因此首先应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剔除掉任何非语言的，比如来自社会、物理和言语等影响因素的干扰；此外，在对语言进行研究时，索绪尔还提出应对共时和历时研究加以区分，认为语言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共时的语言系统而排除历时因素的影响。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研究而言，“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成为其思想的集中体现。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派都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3]。《普通语言学教程》从以下四个角度对其语言观的精髓进行阐释。
（一）三个术语
言语、语言和言语活动是三个概念上容易发生混淆的术语。索绪尔认为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是建立语言理论时遇到的第一条分岔路。因此，索绪尔首先对三者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和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可以定位为循环中，听觉形象和概念相连接的那个确定的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语言只凭社会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言语也是异质的，因为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然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上述内容就是索绪尔的“同质语言观”。
语言、言语和言语活动三者相较而言，言语活动的范围更为宽泛、属性更为复杂，甚至同时跨越物理、生理、心理等几大领域。索绪尔由此阐发以下观点：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边才能够建立起来。
语言存在于集体之中，而言语作为整个言语活动中从属于个人部分的要素，则更多是个人心智、社会经验与阅历连同个体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等等一系列个性化要素的集中体现。二者密切相关且互为前提——语言由个体的、复杂的言语组合而成，言语为达成交际效果又必须依托于语言。彼此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正如索绪尔的经典论断所述：“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二）一个系统
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符号性和系统性是语言系统的两个基本属性。正因如此，索绪尔把符号系统作为语言研究的切入点。其“符号系统观”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其一，符号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在某种程度上总要逃避个人的或某一小集体的个人意志。其二，语言是一种社会契约。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以约定俗成为基础。其三，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它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映像和声音映像，即能指与所指。二者相互结合而产生价值并发挥语言交际效能。其四，任意性和线条性是语言符号所具备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任意性是指所指和能指的最初连结是任意而不可论证的。线条性则指“能指”具有听说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其五，语言还有不变性和可变性。其不变性可以理解为传承性，着重指出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是世代相传下来的遗产，它并非不允许变化，而是排除任何一般的和突如其来的变化。可变性则是指时间使语言符号或快或慢发生变化，即语言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三）两种语言学
索绪尔在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所作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加以区分，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条分岔路”。他认为一切语言现象都可以划分为共时性和历时性两大类别。这两种类别由于时间因素的作用与影响而使语言研究产生历时和共时两种维度上的二重性，进而开创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大语言学科门类。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认为，共时的语言研究比历时的观点更加重要；两种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排除与对立，而仅在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上的差异。
（四）两类关系
《普通语言学》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以关系为基础。由此提出了句段和联想两种重要关系。句段（组合）、联想（聚合）的双重交汇构成了语言的主体结构，并指挥着语言的运行。两类关系的提出以语言的特点和本质以及语言的功能等作为分类标准。其中，“句段关系”即组合关系，是指出现在话语中的以语言的线性特征为基础且排列在言语链条上的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的横向关系；“联想关系”即聚合关系，是指语言体系中可能出现在同一位置上的功能相同的单位之间的选择关系[4]。前者作为语言结构规则的具体体现，呈现出语言符号在结构方面的有序性；后者作为语言替换规则的具体呈现，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交际需求，源源不断地为生成语句提供无限选择。
三、索绪尔语言观的三个理论层次
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以结构主义语言观和方法论原则为指导思想，主要包含三个理论层次。
（一）符号系统观确认了语言的两大基本属性
符号性和系统性是语言的两大基本属性。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约定的符号系统。它不仅是一种符号现象，更是区分语言的内、外部要素的系统。符号系统观通过对语言的社会性、符号性、系统性及三者间的关系的高度概括，从而对语言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明确地界定。首先通过对言语活动的客观事实细致地观察来分析语言的社会性，并且从言语活动中的各种矛盾中寻找语言学完整而具体的对象[5]。其次，指出语言研究必须立足于语言的符号性和语言系统内部的规律性。再次，索绪尔对语言的特征进行如下概括：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处于混杂的言语活动整体之中的一个清晰明确的对象，体现了言语活动的社会性；同时，语言也是一种具体和可以捉摸的并且能够从言语活动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
（二）形式价值观揭示了语言的本质
语言的本质在于体现价值，是一种由价值规定的形式体系。索绪尔热衷于从价值着手，对语言的性质和结构进行深入剖析。他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如下：
其一，从本质上看，语言是体现价值并由价值规定的形式体系。索绪尔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思想是混沌的，声音也是混沌的，语言恰恰产生并存在于这两个模糊的平面之间。语言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思想和声音获得了明晰的单位[2]。由此可见，思想与声音结合交互的过程就是语言生成的过程，语言生成也就意味着单位与单位彼此之间的清晰分界，由此深入阐释出符号的任意性和语言系统的社会性。
其二，从内容上看，语言系统体现的是一种价值体系。处于语言这个形式体系之中的各项要素均从该体系中获取自身价值。索绪尔注重语言系统内部的价值，并且立足于概念、声音以及由二者连结而成的符号实体三个角度展开阐释。提出“不必触动意义或声音，一个要素的价值可以只因为另一个相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而改变”、“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观念差别的结合”、“语言制度的特征正是要维持这两类差别的平行等观点”等等一系列观点。最终以“语言是形式而非实质，是一种纯粹的价值系统”作为总结。
（三）“组合”与“聚合”关系构成语言的主体结构
“组合”与“聚合”也称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这两类关系的双重系统构成了语言的主体结构并指挥语言的运行、反映了语言结构的全部特征。
“双重系统”具体表现为两方面内容：其一，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连结在一起而彼此结成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的关系，因而排除同时发生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构成句段关系；其二，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从而构成具有某种关系的集合。这种集合的形成不以长度为支柱，其存储地是人们的大脑，因而是属于社会个体的内部宝藏，构成联想关系。二者的关联体现为组合关系帮助聚合关系建立，聚合关系是分析组合体各要素的必要条件。
索绪尔认为，构成语言的全部声音差别和概念差别都是两种比较的结果，语言的任何要素只有在组合与聚合这两种价值关系的交叉点上才能获得价值，而且语言要素的物质形式始终是消极的，因此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四、结构主义理论对语言学与社科领域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索绪尔对于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向，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找到那些支配着人类言语行为的结构模式和关系准则[5]。正因语言是一种完整的形式、统一的领域和自足的系统，与有限的历史和言语的主体都无关，所以语言系统的存在是自在、自为且至高无上的[4]。人们具体的言语活动，都将被置于语言的普遍关系和普遍法则之下。
索绪尔在语言学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语言学家莫罗曾列举过十一个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和各语言学领域的二十四位语言学家，他们无一不自称授业于索绪尔。莫罗还列举出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使用、意义明确并被沿用至今的三十五个语言学术语：如共时与历时、语言和言语、静态和动态、能指和所指、组合和聚合、符号和符号系统等等，无一不是索绪尔的经典创见。在索绪尔之前没有人像他那样阐述过语言学的任务。放眼当代，各语言学流派都可以说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然而，其语言理论的影响却不局限于语言学领域。上世纪40年代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其大量术语和严密的方法论深刻地启发和影响了众多社会科学领域，比如对现代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符号学以及电影与戏剧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上述社科领域的研究所体现出的一大共性即为采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其研究对象的结构进行分析。
法国语言学家班韦尼斯特曾经高度称赞索绪尔的功绩：在研究人类和社会的各种科学里，语言学己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成为在理论研究及其技术发展方面最活跃的科学之一[6]。
参考文献
[1]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52-158.
[4] 裴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当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 汪火焰.简析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04).
